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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兄弟俩终于相扶着离开了。临别前，他们跟四邻一一打了招呼，跟我告别时，那大的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松开：大哥，您是个好人，咱们后会有期吧。我们不行了，实在顶不住了。您在这儿好好呆着，好人自有好报，您将来错不了。然后又对露露说：大姐，您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忘不了，欠您的钱，我们一到家，立马给您汇来。您……说着，他眼圈一红，又要跪下。露露连忙拽住他说：大兄弟，这可不成，那钱还什么还？赶紧回家吧。大的一抹泪说：这年头，就您能帮我们，没有您，我们想死都没地方死啊！露露不忍，给大的理了理衣服，说：走吧，路上要小心。这里的事儿，回家就甭跟爹妈说了，别让老人上火。走吧，啊！
在春光融融中，唐山兄弟走了。那瘦弱的背影和蹒跚的脚步，一忽儿功夫就融入了巨大的楼群、车流和广告牌的海洋之中。
唐山兄弟的黯然离去，令所有的人感伤。地下室族群的精神世界受到了一次重创。外面的草木生机勃发，里面的人脸却是暗黄的。老板无聊地在柜台上摆着扑克算卦，一面念叨着：流年不利，流年不利啊。他给鲁花买了个监视器似的小彩电，鲁花就不再看《读者》杂志了，整天守着彩电，磕着瓜子，边看边笑，有了一种少妇的风韵。
一日下午，我正坐在院子里出神，鲁花跑出来，向我招着手：快来看电视，我看见你啦！原来是《日子》栏目的那个片子播出了。鲁花、老板和我，屏息敛气地看完了节目。片名叫做《苦寻》。记者在编片子时，特别用了一段苍凉的音乐。摄像也很有意思，拍了些我独自站在窗前凝视银杏树的镜头。最后，当我走出编辑部的大门时，竟是一个踉跄老人的背影，有那如诉的小提琴声送我走远。片子完了，老板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想不到你也是个受苦人哪！鲁花就问：你的那些开车的朋友呢，没一个来帮你？我说：我不需要他们了。鲁花高兴地问：那你找着工作啦？我说：不是，我要走了。鲁花和老板都疑惑地看着我，没再追问了。
晚上，露露来敲我的门，开门后，她从身后拿出一个包来。我请她坐，她笑笑说：我可不敢坐了，影响不好。我给您拿了点儿东西，你可别嫌弃。她从包里掏出半瓶洋酒，放到搁架上，说：喝剩的酒，一千多块呢，您没事喝两口，别得上风湿病。她又把包里的东西一古脑倒在床上，是各种各样的名牌烟，有半盒的，有整盒的。露露说：我给您攒的，看您平时抽的那烟，连民工都不如，别把肺给抽坏了。我摹地想起我给唐山小伙子带蛋糕的事，眼圈儿就一热。露露说：听鲁花说，您上电视了。上电视了，就快熬出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