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逆”从边境押到。隆庆亲自主持受俘仪式。此项仪式之庄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极为传神的描绘。而后千刀万剐,传首九边(头颅在九大镇巡回展览)。
祸首伏诛,天下太平。
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多费钱粮?和谈以后,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边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赚大了。
关键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气了。史书上关于休战后的描述,欢欣之辞令人动容。譬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万里,居如堵,行如家”(《国榷》),又譬如“九边生齿(人口)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方逢时语)。
可怜老百姓,“有生之乐”的日子在史上并不是很多。这样喜气洋洋的文字,在史书上也不是很多。
一场“铁锅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边境此后30年基本相安无事。
今人有曰:俺答的这次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
高拱、张居正,在这件事上居功至伟!
两人联手期间,内乱外患逐一平定,大明的颓势有了复振的希望!
首先“鞑靼”已被死死压住。那时的蒙古,有两大部分,一部是蒙古右翼,就是俺答,他统辖了土默特部和他死去的哥哥吉囊的鄂尔多斯部。另一部,是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也就是小王子的土蛮部,这本是达延汗嫡系的继承者,却被俺答从草原撵到了辽东。
蒙古的“左翼、右翼”,有时候搞得我们头晕。其实只要打个比方,就很清楚了——将蒙古比做一个巨人,他面朝我们明朝站着(阿Q说,他必须面朝我们站着)。他的右手,正好就是蒙古的西部(宣大以北),他的左手,就是蒙古的东部(辽东)。
跑到辽东去的小王子土蛮部,不接受明朝的封贡。高拱、张居正启用总兵李成梁,在辽东的卓山打了它一家伙,基本把它打服。
此外广西古田的僮人叛乱、广东的曾一本等叛军作乱和敌视明朝的贵州永西土司,也都逐一被平定。到隆庆六年,大明已经是四海升平。张居正不无得意,谓之“东师奏凯,西虏款关(求和)”。
李贺诗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哪个书生又成为了万户侯呢?)
张居正,将不会有这种哀叹!
当然,英雄自有过人之处。我在翻拣他处理俺答事件的资料中,发现他基本都是头一天获得边报,第二天就有明确答复。当时的军情和中枢指令,都是由兵部快马递送,昼夜兼程,一来一往不过三五日。军情的报送和回馈,都是随到随办。
可以想见,张居正秉烛伏案的紧迫情状。
入夜闻刁斗, 军声壮若何?
古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讲效率。而我们今人,若被告之“二十个工作日即可答复”,竟不免感激涕零,仿若格外开恩。
古今异同,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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