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便把道理说得透彻而又形象，易于为人接受。在运用比喻作了正面论述后，作者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紧扣前喻从反面进一步论述，以起强调作用。但在行文时又有所变化，把正面论述时的两个比喻的顺序巧妙地颠倒了一下，使文意灵动多姿。紧接着，作者仍然从反面进行论述，指出人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即“积德义”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根不固”“源不深”的问题，而是“伐根”“塞源”。这就把“不积德义”所带来的反面结果推到了极致，从而从正面有力地肯定了“积德义”这个论题的正确性。此外，第二段中“殷忧”和“得志”的对比，第三段中“恩所加”与“罚所及”等的对比，都一正一反，不仅内容相对，形式规则，而且观点鲜明，语气肯定，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性质。总之，本文比喻的巧用既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可感性，又加深了读者对作者所要阐明的主旨的印象。而正说反说、对比鲜明的手法，则不但使行文富于变化，而且使主旨的阐述更为具体、严密，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度。
一唱三叹
本文在充分说理的同时，又满溢着充沛的感情，使文章融情于理，情理交融，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第三个特点。魏征对唐太宗是颇有感情的，这不但因为唐太宗具有弃怨用才的宽广胸怀与气度（魏征曾是太宗的政敌），更主要的是他从太宗的身上看到了修仁政、济苍生、达到天下大治的希望，看到了自己为国家大展宏图的前景。当47岁的魏征开始辅佐比他小18岁的太宗的时候，他深感“喜逢知己之主”，因此“思竭其用，知无不言”，而太宗对魏征的谏言也“未尝不欣然纳受”。对唐太宗来说，魏征既是一位犯颜直谏的良臣，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严师。因此，这种亦臣亦师的身份使魏征的奏疏既理正词严，又情真意挚，说理和抒情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表现在本文中也是如此。
自第一段始，说理庄重从容，感情平缓，至“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一句，则感情初起波澜：既有对不“积德”却指望“国安”的断然否定，也有不卑不亢的自谦，更有希望太宗无愧于“明哲”的殷殷期望。而“人君”一句感情则再掀波澜，这一句无异于对太宗的当头棒喝：处在如此高位，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可怕的后果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至第二段，作者似乎从刚才激越的感情中平息下来，以“凡百元首”一句转入对历史教训的论述之中，感情委婉深沉。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推心置腹，是提醒，是规劝，也是警告，不能不令人动容。至末段，在具体提出“十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