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