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与刘少奇拴在一起，这下子宋裴卿就愈加反动透顶了。第二条罪状，据说宋裴卿于1950年携款跑到香港，那就是地道的叛国罪了。
这时，在我脑袋里，才把宋裴卿这个名字与“抵羊毛线”紧紧缠绕在一起。
宋裴卿，山东益都人，生于1898年，18岁入山东齐鲁大学，后转燕京，1921年从美国考察归国，决心发展民族工业，走实业救国之路。他办的企业命名为“东亚”，显然是有崛起于东亚，雄居东亚之意。关于“抵羊”牌号的确定，在《宋裴卿与“抵羊”》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他的第一批毛线产品曾以“东亚”为牌，宋裴卿觉得不尽人意，牌号应响亮地道出中国人的志气与雄心。他于生产不到几个月，召集骨干会议，认真探讨，在宋裴卿扬中国人威，长中国人志，与外货抗争的主导思想下，赵子贞根据当时外货的情况，提出了“抵洋”。宋裴卿拍案叫好，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实业救国，图的就是与英日纺织巨头一较长短。英商牌号“学士”、“蜜蜂”，日商“麻雀”，宋裴卿眼睛一亮，变洋为羊，特别是雄健勇猛的抵羊，还不足可以驱逐这两只小动物吗？
这事情发生在1931年“9·18”事件后的第二年，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界群众抵制日货呼声强烈，宋裴卿这一选择，毫无疑问带有极强的爱国主义色彩，也赢得各界支持，甚至时任实业部长的孔祥熙都决定对于“抵羊”给予免税，足见其影响之大矣！
一个产品的好坏，绝不是只靠一个商标口号就可以解决的，宋裴卿靠赤诚的爱国之心和人才、管理、技术，把“抵羊”产品做得很好，仅用了3年时间，东亚的“抵羊”毛线销售量就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87%，并向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出口。就这样，抵羊毛线编织了一个硕大的永远闪亮的中国结！
至于1949、1950年围绕宋裴卿发生的两件事，第一件，刘少奇全部所谓的罪状，包括“剥削有功”论，早已有客观、公正的定论。由于过早消灭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人为地扼杀了市场经济，致使中国倒退几十年，已成沉重的历史教训。第二件，关于宋裴卿“携款出逃”的事，在网上只查到这样一段叙述：1950年，宋裴卿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怀有疑虑，去香港未归，后去南美阿根廷，1956年因生活拮据，心情郁闷客死异邦。这样一位有思想、有作为、有贡献、有影响的大实业家，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不去深究事情的过程和细节，只是想起来，让人感到十分怅然，十分伤感。
宋裴卿和他同代许多实业家一样，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去创业、去奋斗，同时在企业经营和管理方面也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理念。
宋裴卿倡导，东亚奉行的《东亚铭》，是其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它规范了“主义”、“作事”、“为人”、“人格”、“尽责”、“功绩”、“过失”等各方面的准则，今天读起来,其文字并不华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用这些来约束和激励职工的行为。这方面现在许多企业是可以做到的，普遍懂得用各种制度和各种奖惩手段约束、激励职工。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亚还有另一方面，即同时也为职工创造了劳动之外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所涉及面可谓应有尽有，构成完整的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体系。东亚公司支持组织了“东亚青年会”，下设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读书会”、职工夜校等，其大部分经费由公司承担；公司还设有图书馆、阅报室，还有足、篮等各类球队；甚至对医疗、探亲、休假、退休、婚丧等都有充满人性化详尽的制度规定，不仅规定了，而且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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