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款。
  工资虽然有拖欠,官员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惟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屁事不干。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场上的信条。官话虽然讲得如滔滔流水,对民间疾苦竟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却只不过被罢官,小小的刑名官员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心、无廉耻、无信念的官员,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的中兴之责?
  张居正把他们看到了底。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中国哲学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诚如斯也!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纷纷落马,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则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正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窒息政局,“后欲振之则不可得矣”!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布下的第一颗棋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痛在他心头。那时他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权的。可惜皇权专制之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人民噤口,谁来监督?老皇帝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惶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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