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我就不奉陪了

庶吉士的人，做外官的机会很少。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张居正曾经有过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家中隐居，是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就越发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如省征发，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
　　民间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关我鸟事！肉食者别有怀抱，懂吗？
　　张居正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的火，还没有熄尽。隐居江陵时，他曾与好友前去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流露出他内心的矛盾：是消极避世，还是做大事业？实在难以取舍。
　　“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这是忘情于山水间了。
　　“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又是想扬鞭奋蹄，干他个天翻地覆了。
　　老爹张文明，不懂儿子内心里的这些罗里八嗦，看见儿子高卧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闷闷不乐。孙子们问他为何焦虑，他起身就走，像没听到一样。
　　老人家想的也许是：张家，完了。
　　他哪里会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志者。他的宝贝儿子搅动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这三年的山中生活，张居正并没有只顾埋头读书，也绝非饱食终日，他在眼观八方，发微探幽——帝国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隐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头又紧了，与明朝贸易不成，就抢。鞑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后，又奔袭至怀来，北京再次不寒而栗，宣布戒严。
　　俺答虽然拥兵十万，为蒙古土默特部的势力最强者，但毕竟不是以往辽、金那样强盛的国家。仅仅是为抢夺一点财物与人口，竟逼得大明朝的首都屡屡戒严。堂堂大国，怎会衰弱到如此地步？
　　这一时期，张居正对于“国病”的思考，已是一针见血。他早看出来，像严嵩这样贪得无厌的高官盘踞上位，必然是“财货上流，百姓嗷嗷”。何谓“财货上流”？就是，财富都流到上流社会去了。皇室的奢靡，权奸的搜刮，无日无休。国家的各类机构就是无数条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这样来榨！
　　张居正在一篇《赠友人诗》的长序中说，汉代贾谊有言，如果生产的人少，靡费（胡乱花钱）的人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万难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从根本上除去这弊端，反而竞相仿效奸商狂敛老百姓的财富，这怎么能使国家富起来呢？
　　因此，“国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就要做一个“计度久远”的统治者。
　　张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