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徐悲鸿

说他是浪漫主义的，这是他写实主义的特色之一。他以诗人一般的情怀，以少小时候就拥有的“江南贫侠”、“神州少年”的英武豪气站在现实世界的黑夜此岸，向往着未来。于是他的马以他反思寻得的中西文化中的磅礴之力铸造画面，雄强铿锵、奔放激越、优雅挺秀。无论立马、饮马、奔马、群马……都全无缰绳、马鞍，一派天成，自由奔放。这是向往新世界的曙光，英姿飒爽、如风似电，铮铮铁骨、奔放昂扬，坚韧骁勇、一往无前，真可谓“一洗万古凡马空”！徐悲鸿的马不是现实世界的马，而是“天神”与“豪侠”，是“超绝尘寰的英灵般的向往”，是神驹，代表着他的理想情怀、人格气质、诗意追求与审美愿望，不沉郁顿挫，也不剑拔弩张，但见自由洒脱、雄奇美丽而成了他的人格化写照。
    同时，这也是民族求解放、自由、独立的见证，是徐悲鸿精神现代性阐释的重要一环，而徐悲鸿对西方现代派画的排斥态度，则应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特殊背景下来看。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性启蒙始终伴随着救亡图存、抵御外辱这一艰难巨大的民族使命。因此，当时的艺术精神需要的是肯定性的理想（理性）建构，而不是破坏性、怀疑性、非理性的狂放历险的现代派艺术。如果说徐悲鸿面临的是当时中国文化自己的问题而一改文人画末流之风倡导写实主义的话，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一代的西方现代派画家就是针对他们的文化出现的问题而做的反思批判。这些画家所处的时代是机器文明高度发达却也是以分裂的心灵、异化的人生和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为代价的时代，是对历史理性有着普遍怀疑、道德至上发生深刻动摇的非理性时代，这是“现代性”悖论丛生的时代，也是西方哲人和艺术家发现并看重东方文化的时代。事实上，徐悲鸿并没有对现代艺术闭目塞听、置若罔闻；相反，他对此是有高度清醒认识的：“欧人今日多有厌恶机械生活，而欢迎东方文明者，然其必不是令吾懒惰之国人有借口，可无疑也。”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看不到自己的弊端而张扬于“我们的祖先比你阔多了”的阿Q式迷梦，那正是鲁迅所批判的国民的劣根性，也是近代中国远远落后的原因之一。
    写实主义画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及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确可以在鲁迅先生那里得到说明。鲁迅认为，“现代流派艺术并不适宜中国的迫切需要，中国最需要向外学习的，是写实主义传统”。徐、鲁的契合，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艰难性，也说明了中西现代性之路的差异、区别与错位性，从而显示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更说明了东西方文明在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