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他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数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豪华衣服，民间就会有数十人为之受冻。您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自己的老爹有非议，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万历完全为张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太医院御医前去诊断，又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