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徐悲鸿

化之昌盛的公共关怀精神，当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闪耀永不磨灭的光芒。
    徐悲鸿和鲁迅、瞿秋白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在现实的黑暗苦难中铁肩大义般地介入了革命。事实上，在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投身于革命几乎吸引了人文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人。徐悲鸿是在积极自由中争取艺术最大贡献的一面光辉旗帜。
徐悲鸿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始终体现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性上。及至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我们面临的依然是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焦虑。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和世界接轨的路途上既不失去机会又坚持民族文化身份，既借鉴西方又保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传统，就成为我们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艰难悖反中需要考量的当务之急。
    这时候，徐悲鸿的意义再次凸显出来。在炮火烽烟的殖民时代，抵抗是我们面对军事侵略的唯一出路。徐悲鸿固然不是投笔从戎的战士，但他却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进行了抗战。1939年到1941年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也是他在个人命运最多舛之时，他毅然4次去东南亚举办筹赈画展，后又在印度两次举办画展，他将这些画展的全部收入都捐助国家抗战。这永远是我们艺术史和民族史上可歌可泣的功绩，这和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们一样令我们无限敬仰。
    除了这种“硬性抵抗”外，徐悲鸿在当代的意义更凸显在文化建设和文化输出上。他看到了艺术作为大文化建设一部分的根本性与重要性，于是，在输入、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他又以拳拳之心坚守民族文化的根底，以世界性的眼光坚持和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并以自豪尊严的文化输出提高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
    半个多世纪前的徐悲鸿在选择介绍西方画家的同时，也在动荡不定的艰难中整理着国故，更在创作中虽以西方写实技法为基础却又始终如一地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为底蕴，从而形成了雄强挺秀、金石铿锵而气贯长虹的具有中国气派的绘画风格。以这样的作品输出就不再是东亚病夫式弱者的“被看”。他的中国画“是很好的现实主义的绘画……是为旧的中国增加了新的东西，显示出成长和生命”，这是徐悲鸿在欧洲举办现代中国画展后美国评论家达格尼•卡特（Dagney Carter）发表的评论，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宣传中国画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徐悲鸿。他在1933年至1934年间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苏联主办了中国画展，这是最早在欧洲举办的现代中国画展”。
    对民族文化的守护还体现在徐悲鸿毕其一生之力以最大可能也以最大代价来收集流散各地的国画珍宝方面，即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节衣缩食，孜孜以求。其中《八十七神仙卷》传奇历险、失而复得被他特意刻章“悲鸿生命”的收藏经过至今令我们感怀不已。他收藏的国画珍品多达千余件，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徐悲鸿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廖静文女士把这些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所有都意味着，徐悲鸿不仅属于中国、亚洲，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现在，也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