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一转，说到了实际问题。
    他说，现在圣母及时教诲，是好事。希望皇上把司礼监孙德秀、温泰、兵杖局掌印太监周海等，也一并开掉，他们的罪也不在孙海等之下。
    张居正在奏疏里开的这个名单，自然是冯保授意的，否则外廷的人哪里知道宫中的猫腻。
    万历心里苦啊：娘的，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不敢坚持，只好将所有冯保看不惯的，通通打发走了事。
    事后，太后又令张居正替万历写“罪己诏”，向内阁认错。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用词太过贬抑。《明史》载，万历那年已经十八岁，看过拟好的诏书后，“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诏”。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史家们都认为，张居正写的这两篇东西，对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
    《明史》与其他史书上都说，就因为此事，万历心里颇怀恨冯保与张居正。
     此说应该不谬。
    这确乎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任何文字记载上，基本没有两人之间有裂隙的迹象。在此之后，君臣两个在观念与处理问题的主张上，常有抵牾。
    此后有一次，讲读完毕时，万历兴致不错，挥毫为阁臣题字。忽然，他用笔饱蘸墨汁朝冯保甩去，把冯保大红的衣服甩满了墨迹。冯保惊呆了，在一侧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万历没事一样，写完了字后，扬长而去。
    他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内心的愤恨。
    万历在内心世界里，与张居正、冯保已渐行渐远。
    于慎行认为，“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谷山笔麈》）。对万历束缚太过，导致万历“心已默忌”，所以后来一遇机会，就爆发了出来。
    这种管制与反管制，从本质上说，还是相权与皇权的冲突。万历的皇权弱小，张居正的相权强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由他代行了皇权，这是特定背景造成的。一旦皇帝要求收回皇权，冲突就会开始——哪怕张居正一贯做得完美无缺。
    张居正此时的境况确实相当尴尬，他既认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必须坚持，同时也察觉到了万历与他之间在政权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令人沮丧的是，让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基本没有可能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充当监护人？
    是坚持，还是退缩？他在犹疑不定。一方面他曾对友人表示，不惜“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即使百官不配合，他也“独有力竭而死已矣”；另一方面，在万历成人之后，他又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不能让人议论自己是个恋权的人。
    万历八年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
    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