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圣人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两种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子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把道理都说尽了。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含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这里有一种马,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这里有一种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种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