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国榷》卷七一),这甚至已成为一般大众的共识。
    以草民我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故事,这就是严嵩、徐阶一辈绝不具备的大透彻。
    但张居正自认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虽有谤言,何足畏哉”!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他完全知道“破家沉族”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条鞭法”。
    他很清楚,既然迫于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的人对他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即——要为天下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要为人民谋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120斤大枷,于户部门口带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为民除害,宜如鹰鹯之逐鸟雀(《左传》语),又何畏哉”!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致太仓粟可支10年,国库存银近800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100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时帑藏充裕,国最完富,纲纪修明,海内殷阜。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天下晏然如覆盂”。
    岂有他哉,岂有他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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