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火车站的尴尬
王曾睿
平生第一次外出旅游，就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
那是1962年暑期一天傍晚，我愁眉苦脸地蹲在成都站前广场马路边，
无助地向一个修鞋匠述说我的遭遇，准备今晚回西安，车票丢了，身无分
文。当时还没有收容站或救助站，找到民政部门，他们说可以帮助我，但
必须明天上班时间。鞋匠摇摇头说，吃不饱肚子，社会秩序很差，前几天
我也被偷了，就连我们一天辛辛苦苦修鞋赚的的块把钱，小偷也不放过。
听了他的话，我越发紧张，赶紧用手把画夹抱得更紧，生怕半个月画的近
20幅水彩写生被小偷拿走。事后想起来真好笑，我的画不能吃不能嚼，小
偷要它有什么用？这样的傻气，一个小时前还犯过一次，在公交车上，发
现了钱包被偷，我大声对车里乘客说，同志，谁拿了我的钱包，你只要把
车票还给我就行，钱和粮票我都不要了。我是诚心诚意，但也真的傻到了
家，这可能吗？望着眼前进站的长蛇般队伍，我突然心生一计，选择了一
位身穿制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走过去谦卑地对他说，我是个大学
生，回西安的车票被人偷了，您能不能给我5分钱，好买一张站台票？这
个人打量了一下，大方地给了我1角钱，我就是这样混进站，回到学校。
去成都是应了一位中学同学之邀，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工作，据
说是政治运动中挨了整，心情不好。到了成都，晚上我俩胡侃，清早我带
上他给准备的盒饭出去画画，中午找一个茶馆，要上一壶茶，草草填饱肚
皮再去画。那时成都茶馆到处都是，有人用“头上青天少，眼前茶馆多”
来形容这座城市。一点也不错，在成都半个月，几乎没有见过晴天，只要
见到一点太阳，家家户户都把衣被抱出来晒。钢笔写生《成都民居》，门
楼前的妇女就是在晾晒被子。茶馆沿街铺面开敞着店门，摆满十分简陋的
低矮竹椅。茶倌提着一个壶嘴长得出奇的铜壶，站在远处，甚至隔着几重
人和茶几，对准客人的碗，一股细细的抛物线型水流就准确无误地注入到
碗里，把茶水续满，一滴也不会撒在茶几和人身上。许多中老年人一壶几
分钱的茶，坐在那摆龙门阵，可以喝上一整天。那时我对画水彩画几乎达
到痴迷颠狂的程度，就这样，半个月画了近20幅画。
我最喜欢的是一张望江楼，可惜早已经丢失。既然画了，就想知道望
江楼是怎么回事。原来望江楼是为纪念一个叫薛涛的女子修建的。现在
网上有的称她为“乐伎”，我觉得不够公平。日本有“艺伎”，大约是
以给客人跳舞伴唱陪酒助兴为主业。记得一位民国百岁老人讲述年轻时曾
身陷青楼，但“卖唱不卖身”，这一类称为“乐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