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北方冬天的阳光就少,住在地下室里,晒太阳的机会就更少了。人得不到日照,就缺钙,症状就是腿发软,走路像踩了棉花,站不稳。可我那时不知道是这原因,只知道肯定是住地下室住的。再者说,就算知道,也不会舍得钱去买钙片,一瓶金施尔康,三十块!五顿饭钱哪。我仗着闯过江湖,就那么干挺着。每天一出门,脚非得拐两下,耳边就仿佛高秀梅在叫“拐啦!拐啦!”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不至于陷入信息真空,我算计了又算计,每天可挤出五毛钱来买一份《北京晚报》。于是每天下午五点,天色已昏时,我就出门去买报。某日,我来到十字路口,为了躲自行车,一分神儿,脚下就站不住了,趔趄了几下,生生的就摔倒在马路边上了。只听得周围人们一齐惊叫,有人马上围了上来。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看所有的人都那么高大。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脸都变白了,着急地问:“老大爷,您怎么啦?”我一楞,看了看她。近二三年来,叫我老师傅的人有一些,叫我老大爷的，这还是头一回。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红领巾特别显眼,双手始终紧紧搀着我的胳膊。我一下子思绪万千,眼泪在眼框里打转,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女孩更着急了,连连说:“老大爷,您别急,我送你上医院！”我挣扎着挺了挺身子,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冲口而出:“闺女,老大爷我……没事儿,老毛病了。你赶快回家去吧!”我试着走了两步,还可以。众人见我确实没事,慨叹了一回,就散了。小女孩不大放心,一步三回头。我冲她扬了扬手,她才走远了。唉,这个人丢的,丢到首都北京来了。人们晚饭又该有谈资了:松榆里路口那块儿,一老同志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你看这人丢的。
小女孩扶我那会儿,我是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也戴那么个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要多精神有多精神。新年晚会上给大人演出诗朗诵,在千人礼堂往台中央一站,声震屋宇啊——“灿烂的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我们幸福的少年一代……”喝喝,这才多少年,这才多少年,我成老大爷了我!
旅馆里唯一有暖气的地方,是那个进门处的小平房,其实就是一间收发室。办理登记,同时还兼着小卖部。人们打电话,也得到这儿来。我因为怕冷,愿意常来坐坐,暖和暖和身子再下去。收发室里有张床,挂了个花布帘。有个小姑娘在这儿住。她十六七岁的样子,还没学会京腔呢,带点地方口音。人长得水水灵灵的,有点倔，估计是从农村来的。她在这里的工作相当重要,收钱、管帐、登记、电话收费、管钥匙、卖货,打理得挺麻利。尤其每个住客的天数,在她心里有本帐,连半天都不会差。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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