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后人以当世神仙中人的目光打量张大千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点：他是最能“舍得”的人，也是最懂“舍得”的人，他人生与艺术潇洒奔放之处也正在于此。
京城一友，世代收藏。一日酒后慨叹：中国画真是快完了，你看当下市场，动辄一平尺数万，往往跟风者众，而这其中有几幅是“国画”？纸不是那个纸了，是化工产品；墨也不是那个墨了，改墨汁了；笔，基本化纤为主，古法尽失、笔法全废，起宾虹、大千于地下，用这样的笔墨纸，他们也不会画画了！最要命的，这种“国画”无法长期保存，收藏价值何从谈起。
张大千夫子自道：须用最好的纸、笔、墨，住最好的居所、吃最好的饮食……才能画出好画来。张大千生逢乱世，历经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军阀混战、对日抗战……后半生颠簸辗转世界各地。发此人生宣言，无疑与国难频仍的物质现实作对，有人认为他是“享乐主义者”，并非无的放矢。大千一生，画坛欧风美雨，“革命”、“革新”思潮此起彼伏，当此时风之下，张大千右手摹古画、写古诗，左手长袖善舞、日进斗金，“入世”、“出世”进退有度，与世悠游之间一副讲究传统伦理内涵与形式的“山人”做派。综观其一生，张大千的生活行迹与艺术成就两相映照，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界一个最为富丽堂皇的谜！
他的艺术理念与生命理念与当时代都是背离的，或曰反动。而徐悲鸿偏偏激赏有加：五百年来一大千。悲鸿先生的定语应是对其艺术成就、人格风神的总体评价。1936年，《张大千画集》出版，徐悲鸿在序文中推许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此时的张大千尚处于摹古时期，他的名气甚至比不上其兄张善子，如果张大千的一生到此为止的话，悲鸿先生的评价就是一句戏言妄语，因为后来的张大千，我们不由得要重新推敲打量悲鸿先生。悲鸿先生有实践也有口号，比如他说：一意孤行，独持己见。大千先生同样如此，但“讷于言”。
说“孤行”，军阀混战，烽火连天之际，张大千在哪里？他在颐和园里临古画、收古董；全民抗战，同仇敌忾之时，张大千在哪里？他在青城山用明朝的徽墨研荷花、用清朝的宣纸画山水；当林风眠苦恼于“为人生而艺术”抑或“为艺术而人生”、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时，张大千在哪里？他打起背包，携带家眷，以金条买路，直奔土匪出没的不毛之地———敦煌，一住就是两年七个月，而这两年七个月大概是他一生唯一在饮食、起居上违背个人理念的时期。
论“己见”，张大千一生极少语涉政治，少有记载的一次是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