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
所谓文人不能经商，大概是说文化人有太多理想化的东西，太多浪漫的色彩，适应不了商场的险恶和人性的变态吧。
在十几年的经商中，我最矛盾、痛苦的可能也在这儿，挣斗、拼搏得最苦的也在这儿。
比如面临着一个您曾经的亲密无间的朋友，比如要他帮助时，您究竟希望他怎样？您又可以对他作到怎样？
就象一个病人明天要手术了，您希望不希望大夫收下您的红包？给吧，不光肉痛心也痛，世风何以变成这样？不给吧，谁能担保手术中会发生什么事？如果顺利还好，不顺呢，岂不留下一世的遗恨？
经过多年的磨合，我现在终于可以平静地对待这些问题了：所有的弊病根子都在体制；每个人都有天性美好的一面，所谓“恶之花”；再则“要想得到玫瑰就必须连同给刺一起浇水”，这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什么都看得惯，对任何不合理的事，我亦然在不断拒绝，对任何过份的事，我同样满怀激愤！
问：
您在海南做得最有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二是“横渡琼州海峡大奖赛”。能谈谈“爱乐”吗？
答：“爱乐”的基本情况我和《海南日报》记者有过问答，那是今年上半年“爱乐” 成立八周年时刊发的，现在谈谈我的心理活动吧！
说老实话，如果一切从头再来，回到八年前，我是绝对不会再去挑这付担子了。我经常在想，如果这八年我不作合唱团那会是什么样？有两个结果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会多写更多的文章；企业会作得更大，而且会在岛外。
9 6年正是我创作高峰，那一年发表的文章就有50多篇，几十万字，如果照这个势头下去，今天我肯定会多出几本书。
而我是很看中这一点的，贝多芬曾经说过：“人类有几种流传形式，第一种是生命的流传，像生儿育女，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只有少数人具备第二种能力——精神的流传”。
我是多么想多出几本书呵，可自从成立了合唱团，我再没有那个心境和时间了。
再说企业，1996年海南宏观调控，经济大势下滑以后，我的朋友数次为我谋取了去北京、上海发展的机会，他们还具备帮助我的相当能力，可为了合唱团我一步不能走，一寸不能移，如今回过头去再看他们当年为我寻找的地方已是一片山花烂漫。
八年来，有上千个女人进出过这个团，至今还有大约200人在团里，没有经费，没有背景，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层出不穷的矛盾——普及与提高，目标和现实，情感与理性，指挥和团员……只有咬着牙坚持，硬着头皮去冲、去闯，拉下脸去训斥，不顾一切地带头往前走……
多少次想逃脱，想御担子，但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