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差朝士，若其后来者更盛，则必须差近侍矣。是彼转自强，我转自弱。况闻邵良佐昨来自彼，仅免屈辱而还。今元昊来人，欲乞更不差官馆待，送置驿中，不须急问；至于监视馈犒，传道语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虽有此议，然不能从。
以著作佐郎邵良佐为著作郎，仍赐五品服，赏使夏州之劳也。
先是元昊书至，既未肯称臣，及如定等来，又多所要请。两府厌兵，欲姑从之，独韩琦以为不可，屡请对于帝前。晏殊曰：“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帝顾问琦，琦历陈其不便。帝曰：“更审议之。”及至中书，琦持不可益坚，殊变色而起。琦退，复上章言：“屈意与和，恐有后患。望令中书、枢密院再三论难，使朝廷得大体，契丹无争端，以此议和，庶为得策。”
谏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号为请，及邵良佐还，欲更号‘吾祖’，足见羌、戎悖慢之意。纵使元昊称臣，而上书自称曰‘吾祖’，朝廷赐之诏书亦曰‘吾祖’，是何等语邪？”时欧阳修、余靖亦以为言。修又曰：“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多不忠无识之人。而陕西之民亦欲急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深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其馀小人之论，望绝而不听。”
庚寅，元昊遣使上表于辽，请出师南伐，辽主不从。
甲午，枢密副使韩琦上疏曰：“臣闻汉文帝时国富刑措，而贾谊上书以为可痛哭太息。臣窃睹时事，谓可昼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盖以西北二边，祸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也。近者契丹遣使求关南之地，邀献纳之名，其轻视中国，意盖可见。而元昊僭号背恩，北连契丹，欲成鼎峙之势，累岁盗边，官军屡衄，今乘定川全胜之气，遣人约和，则知其计愈深而甚可虞也。议者或谓昨假契丹传导之力，必事无不合，岂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罢兵，岂不能使元昊举兵乎？臣恐契丹谓朝廷事力已屈，堕其誓约，长驱部众，直趋大河，复使元昊举兵深寇关辅，当是时，未审朝廷以何术御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辄画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诏中书、枢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务，悉归有司，使从容谋议，专论大计。二曰念边事。今政府但循旧制，才午即出，匆遽佥署；谓宜须未正方出，延此一时以专边论。三曰擢材贤。宜仿祖宗旧制，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试其能。四曰备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馀年，武备悉废，宜选转运使二员，密受经略，责以岁月，使营守御之备。五曰固河东。前岁昊贼陷丰州，掠河外属户殆尽，麟、府形势孤绝；宜责本道帅臣，度险要，建城堡，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