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连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纵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呢?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张居正白白背了这个黑锅。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有反响。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曾一度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估计俺答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上一针。
天不负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一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或“高张并相”的祥和时期。
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做点事了吧?
有时人曰:“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极是。
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及什么“谤牍盈箧”了。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的异行。
“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祥云冉冉飘起,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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