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不仅把第一段的内容有机地组织了起来，而且也隐含了魏征对唐太宗的谆谆告诫：作为人君，万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啊！那么，人君为什么当“思”呢？文章的第二段就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总结历史教训，指出历史上一种常有的现象：“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然后用一反诘句对这一现象提出自己的质疑：“岂取之易，守之难乎？”但人君的取易守难毕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作者接下来就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殷忧”时，竭诚待下；“得志”后，纵情傲物，直至滥用刑罚，目空一切，最终导致天怨人怒，自取灭亡。值得注意的是，本段虽没有用到一个“思”字，但却始终是扣住“思”字着笔的，它实际上紧承第一段解释了人君当“思”的原因，那就是：“凡百元首”的难以善始善终，“取之易，守之难”的严峻事实，“殷忧”时、“得志”后的不同态度，“可畏惟人，载舟覆舟”的深刻教训。魏征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一切都有理有据，焉能不使守成之君的唐太宗思前想后，思深忧远呢？所以，这一段不仅依然紧扣“思”字回答了人君为什么当“思”，也为下文的“十思”作了有力的铺垫。
到第三段，作者则明确提出了应如何“思”。他围绕节欲、谦逊、谨慎、明智、守法五方面具体提出“十思”，并指出，倘若人君能做到这些，则不但使普天下的“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各展所长，尽心辅佐，而且也能使人君达到“垂拱而治”的目的，免却“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的繁冗和辛劳。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紧扣——“思”字做文章，从提出问题——应当“思”，到分析问题——为何“思”，再到解决问题——怎样“思”，最后归结为“何必思”。从“思”到“无思”，一字贯穿，前后勾连，使文章条理清晰，思路缜密，结构谨严，浑然一体，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一发破的
紧紧抓住事物的要害，通过精妙的比喻和正反对比，使作者所要阐发的道理深入浅出，令人难忘，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第二个特点。本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人君的德行道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颇为抽象的道理。然而，作者却洞幽烛微，化难为易，用了两个浅显的比喻，便一下子点到了事物的要害，可谓一发破的。树木、河流是人们习见的事物，求木之长必固根本，欲流之远必浚泉源也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看到了树木的茂盛与国家的兴旺，江河的长流与国运的久远以及根底的加固与德行的积累、源头的疏通与道义的流播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极其相似的关系，以此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