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取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辇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转向“后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行文至此,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成功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意图。结句更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结尾的一段议论也是有所借鉴的。《汉书》卷七十五载京房对汉元帝说:“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周幽王、周厉王)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是和京房、马周的议论一脉相承的。后人只“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创作背景
  《阿房宫赋》写于公元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杜牧二十三岁。杜牧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他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富民强兵,而事实恰恰和他的愿望相反。唐穆宗李恒以沉溺声色送命。接替他的唐敬宗李湛,荒淫更甚,“游戏无度,狎昵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又“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并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以备游幸(《通鉴》卷二四三)。对于这一切,杜牧是愤慨而又痛心的。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明白地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阿房宫赋》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秦始皇和陈后主、隋炀帝等亡国之君,而主要是指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写作特点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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