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奏，略曰：“臣疏远小人，陛下断以不疑，付以阃外之事。愿鉴前世之成败，明当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毕意攻取。今王师大举，机会神速，军期文字，不可少缓。若依常制下都堂等处，然后以达天听，则事涉疑似；或欲规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进呈。望令专置一司，不限夤夜，画时通进。”又言：“自唐以来，用中贵人监军，夺权掣肘，每致败事。伏望圣断，罢差中贵监军及选给器械。”凡四事，帝皆从之，又许扩过河，得便宜从事。时潜善与汪伯彦终以为疑，乃以乌合之兵付扩，且密授朝旨，使讥察之，扩行，复令听诸路帅臣节制。扩知事变，遂以其军屯于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泽再上表请乞还京。会尚书右丞许景衡建请渡江，宰相黄潜善持不可。时既得信王榛奏，或有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谋，乙酉，下诏还京。遂罢景衡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景衡之执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请间极论榻前。黄潜善、汪伯彦恶其异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诏还京而有此命。
丙戌，诏：“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中书省请“习诗赋举人不兼经义，习经义人止习一经，解试、省试，并计数各取，通定高下。”礼部侍郎王綯请前降举人兼习律义、《孙子》义等指挥勿行，从之。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词赋者近四十年。綯在后省，尝为帝言：“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帝以为然。至是申明行下。
秘书省正字冯楫献书于黄潜善曰：“伏睹昨晚出黄榜诏，欲择日还阙，东来从卫官吏士，无不欣喜，西北尤以近乡，倍极踊跃。以楫计之，阙未可还。万一驾到东京，而金人秋后再来，不知吾兵何以当之？吾兵或不可当而复为避地计，今蔡、汴两河已渐湮塞，其或被其断绝水道，虽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虑也。假如今日，驻跸维扬为得策，倘主上坚欲以马上治之，不许迁徙，但当留兵将及宰执中谙练边事运筹帷幄之人，从驾居此，专务讲武，以为战守之备。其馀宗庙、百官，尽令过江，于建康置司。至于财用百物，除留赡军费用外，亦尽藏之建康府库，庶几缓急遇敌，可战则战，可守则守，度不可战守，而欲动则动，亦易行而无牵制之累。”楫，遂宁人也。
戊子，翰林学士硃胜非守尚书右丞。
辛卯，陕西、京东诸路及东京、北京留守并奏金人分道渡河，诏遣御营左军统制韩世忠、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闾勍率所部迎敌，命宗泽遣本司统制官杨进等援之。
先是泽闻河北都统制王彦聚兵太行山，即以彦为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制置两河军事。彦所部勇士万数，以其面刺八字，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