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疲转饷。其降系囚罪一等，杖笞释之；边兵赐缗钱；民去年逋负皆勿责，蠲其租税之半。麟、府州尝为羌所寇掠，除逋负视此。进士一举、诸科两举，并与免今年取解。”
丙戌，罢人粟授官，从殿中丞张庚所请也。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信；言不逆耳，不为谏诤。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它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既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
“昔年仲淹以忠言闻于中外，天下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性既不同，所见各异，故议事多不相从。如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弼力言契丹必不来；又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琦则是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居则相称美，议事则廷争无私，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夫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开天章阁，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列，然众人避让，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行之已久，冀其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岂不诬哉！
“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劳困及于天下，契丹乘衅违盟，书词侮慢，陛下但以边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