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用具有诗的情调、韵味等特色来写散文，即是说把散文给诗化了（但这并不等于从西方引进的新文体“散文诗”）。我们说把散文诗化，或者说把散文写得很带诗意，并不限于写自然景物、抒情小品或对人物进行典型塑造和对事态进行艺术描绘；而是也可以用诗的情调、韵味来写说理文或评论文。韩愈的散文特点之一就在这里。
据说伯乐姓孙名阳，是春秋时代秦国人，会给马看相，善于识别什么是千里马。这原是《战国策·楚策》中一个名叫汗明的人对春申君黄歇讲的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这故事可能是古代传说，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艺术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寓言。伯乐的典故曾几次被韩愈引用（见他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由于韩愈本人命运的坎坷，对伯乐能识别千里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但平心而论，还是他的这篇《马说》写得最好，读者也最爱读，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像一首诗了。
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诉诸形象思维，它的创作手法也常以比兴为主。当然，一首好诗总要比散文写得更加含蓄曲折，余味无穷。而从常识论，一篇说理散文，基本上总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韩愈的《马说》肯定是一篇说理文，但它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更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全篇几乎始终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只摆出活生生的事实却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这已经可以说是诗的写法了。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不可缺少的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抒情诗应有的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尽管我们读起来是一篇散文，但仔细品评，却俨然是一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抒情诗。这种“以诗为文”的本领，始自西汉的司马迁（谁也不曾承认过司马迁是诗人），到了韩愈、柳宗元，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尤其是欧阳修）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学习古典散文应该注意的新课题。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并不否认，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他这句话是错误的。但把它作为诗的语言，它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感慨万千的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实在太少了。于是作者紧接着在下文从正面点明主旨，一泻无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