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都玩过,得了些什么奖都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冒出一个念头:《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作者干嘛自己不开侦探所?没准就没试过,我写那么多赚钱的、办实业的,写神了,干嘛不自己试试?我就不相信作家就打不通人民币?我不信作家除了创造思想就不能创造财富、生产力!
现在作家们只会关在房里感叹: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为什么?说到底还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化人大脑缺血。为什么大脑缺血?因为营养不良。为什么营养不良?因为中国文人自己养不活自己。
戈培尔曾说过:‘如果第三帝国连自己的文化人都养不起,第三帝国就无权生存。’我说这话决非为军国主义唱赞歌,而是认同这种意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要自己的文化人都去自己找饭吃,也就是说,到了已无力哺育自己思想的源泉的时候,那已经有几分不对劲了。杨志还有卖刀的时候,这就不能怪许多作家把他们的看家本事给贱卖了。有人只要能赚钱便不惜去迎合最低级的读者,生存决定意识,艺术和良心算什么?
这个问题两个方面有责任,一方面是政策,另一方面是作家们自己不争气,从来是骂人顺数第一,干实事倒数第一,我最瞧不起这种人。我总想干点实事,顺带看能不能再养活一些人,替国家分点担子,给这个社会创造点什么,所以我来海南岛。
我的宗旨很明确,就是来办公司,当总裁,当总裁的目的也明确——赚钱。赚了钱,给文化人开路,在海边盖一幢大楼,搞全国最大的文艺沙龙,请作家全心全意搞文学,不用惦记这一篇散文可以买几斤米?那两行诗可以称几两盐?我要用高薪养文学,养艺术,孕育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来。”
“太棒了!”我忍不住为这种境界、这种胸怀击掌赞叹。
“叫好未免太早,这座海市蜃楼还不知猴年马月呢,”
耿原笑笑又说:“初来时真是困难重生呵,真正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海南虽然说是全国最大的特区,也是中国最大的原始部落。建国几十年来,海南就像是个‘弃儿’饿不死,但也长不大。这儿什么条件都不具备,都要自己动手,这个我安之若泰,早有思想准备,男人就是为了干掉困难而生的,否则,世界要男人干什么!这两年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从一个人带一封介绍信上岛注册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有了两家公司、一个工厂、一间餐馆,手下有几十个人,总算走上正轨了。我这才发现,我实际一直面临两个战场:海南的,家乡的;社会的,情感的。实际上最困扰人的,最叫人心力焦悴的不是海南这份事业,而是女人,我的女人,我的家。”
耿原谈到这儿停下了,第一次挪过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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