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大桥》（二）

探性地问：“卫校还有一个毕业生，成绩不错，你们要不要？”
   “算了吧，不要骗人，成绩好的还会剩下来？”
   “真的，人家不敢要。”
   “嘿嘿！是什么那么厉害，老虎、豹子？”一直没有开口的桥工队的工人代表问（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郭秀江）。
   “哪里，是出身不好。”
   “嗬，我还以为要吃人。这个嘛，好说，我们那儿一百多号人，个个三代贫农，红得发紫，正好给她开个染缸。”
    交通局长皱了皱眉，但“饥不择食”，卫生局头头则是“脱祸求财”。
    就这样我分到了地区桥工队。
    几天后，桥工队派了辆装货的车顺道来接我，当我迫不及待坐在装满了货物的敞蓬车上，赶到离州府两百多公里外的搭建在山坡上的桥工队驻地时，身子都冻僵了，脚也麻木了。
还没下车，就听见有人奔走相告：“我们的医生来了！”立即，我的心，腾地欢跳起来，我一下子就感到仿佛是  见到了久违的朋友，回到了久别的家。
    我万没想到，我这个没人要的女孩，在这儿却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我几乎是被抬下车的，桥工队把最好的一间油毛毡房让给了我，桥工队范队长的妻子亲自给我铺床，晚餐加了许多菜，还有平常难得一见的腊内、香肠……
    在桥工队几十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们热情如火的注视中，在他们毫不掩饰的赞叹中，我的呼吸都快窒息了，冰凉了多久的心开始复苏了，温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