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序

最高的权力，哪怕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对社稷苍生做出大贡献，不能不依靠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避免功高盖主。如此，政治家的作为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事与愿违，播撒龙种，收获跳蚤。清代的大政治家如曾国藩、李鸿章，没有一个人能取得张居正那样的成就，不是他们的才能比张居正差，而是他们更善于保护自己。晚清也无可避免地重复晚明的结局。
    朱东润先生写作《张居正大传》时，正值外侮深重、烽火遍地，艰难的时局需要张居正那样力挽狂澜的“救时”政治家，在朱先生的笔下，张居正成为一位忍辱负重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英雄，而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万历帝和某些文臣，则显得刻薄寡恩、自私丑陋，这种判断当然不错。朱先生的见识显然已经超过简单地说张居正因威权震主而身后罹祸，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帝制的泥坑里迈出一只脚，古老的帝国正在向现代政治体制艰难地转型，但步履艰难，当时的人对张居正的认识不可能超越时代，朱先生以同情的笔调为张居正一些道德上的瑕疵做辩护：在那种制度和文化下，张居正不得不那样做。朱东润所处的时代，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以私人道德、事功成败来论历史人物的传统史观，依然还难以完全超越。
    如果今天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如果还停留在吸取张居正威权震主的教训，还停留在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如何在传统官场中游刃有余的层次，那么说明我们对现代政治文明还缺乏起码的了解。这些年来，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吸引人的卖点就是表现聪明的政治人物如何熟练运用官场各种明暗规则，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如何在政治角力、权力倾轧中取胜，让现代中国人还津津乐道于宫廷权谋之术，这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清秋子的这本书，固然也很精彩地写出明朝的政治生态，写出传统官场臻于炉火纯青的官场谋略，但若局限于此，格局就显得小气，清秋子的书突破这种虽然好看但陈旧的格局，写出了一曲悲剧英雄无可避免的命运挽歌。
    张居正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不能认识威权震主的危险以及鸟尽弓藏的政治规律，也不是因为他不知权变一味蛮干，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已经熟透了的文官制度培育的一位标准精英人物，他既能深谙世情，又能通晓人性，知行兼能。所以他在个人权力达到最顶峰时，清醒地认识到很有可能遭受霍光那种“骖乘”之祸----“骖乘”指和皇帝同乘一辆马车，比喻太接近皇帝的位置。他提出过乞休养老，想急流勇退，但大明朝还需要他，明知危机重重，还义无反顾地留在首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