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近代知识分子荣辱与风骨

苦难中形成一种忧患意识。在清末民初，这种忧患主要是由国家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而产生的危机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又集中在拯救生死存亡的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战胜利后，又为反独裁反内战奔走呼号；1949年以后，主要表现是思考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健康发展，人民如何迅速摆脱贫困。这种忧患意识或曰危机感，实际就是一种爱国主义。今天把视野扩大一点看，他们心中的国，并不局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甚至大清帝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爱我们这个民族，而这个民族也不局限在汉满蒙回藏具体的哪个民族，可以说已经走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历史局限。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他们或置生死于不顾投身革命；或驰骋商海致力发展经济，实现“实业救国”的目的；或倾毕生精力办教育、埋头创作，企图从知识、心灵上改造我们这个古老的积贫积弱的民族。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年)本来是北洋水师学堂高材生，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日本占领威海卫，强迫清政府于1895年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大清主权沦丧，被迫割地赔款。各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掀起瓜分狂潮，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1897年，清廷派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奉命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投身海军报国无望，喟叹“当时我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这时他22岁，遂决定退役，立志投身“教育救国”，从此一发不可收。北大原是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清华是利用美国庚赔退款在中国办的大学；同济大学是德国人创办；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武汉大学原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现天津大学前身是洋务运动中，盛宣怀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这些大学或朝廷拿钱，或外国人拿钱。外国教会对南开中学感兴趣，很愿意在经费上赞助，要求把南开中学办成教会学校。张伯苓婉言拒绝，说：“对不起，南开中学是中国人的学校！”张伯苓历尽千辛万苦办学，办中国人自己的学校，为的是不受外国人制肘，也不受国内政治左右，所以他所办的全是私立学校——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大学、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