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