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活画卷。这种市民生活不是普通市民生活,而是最典型的小市民,这种市民小到男人极其懦弱、无能,女人极其自私、卑微,小到情理不容、天理不容。
  大家子气的人可以容忍邪恶却不能容忍平庸,但上海人不仅能容忍平庸,而且在制造平庸。
可怕的这种平庸不仅在市民中,而且还在不少的知识分子阶层中。
  文革之后,我们在贵州的单位分来了一对上海交大毕业的夫妇。这对夫妇行为怪诞得出奇,生活能力低下得令人难以相信。他们从不和任何人交往,回家就关门闭户像是得了“自闭症”,偶尔有人上他们家去,他们就惊得失措,而且家里脏乱得别人无处下脚。
  一次从他们家传出一阵争吵,男人在责怪女人不该主动和她上司打招呼,偷听的人以为男人醋性大发,哪知男的却说:“说不定哪天又搞运动,把你划成他那条线呢。”就是这对中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生会为是买一斤水果糖,还是半斤来酬谢帮他们搬家的同事争执不下;会为要弄清单位发的电影票究竟收不收钱(收钱不去,不收才去)跑了几公里……
  看到他们,感到最多的是悲哀,浸入骨子里的悲哀。
  幸好我还看到过另一种面目的上海,结识过另一种上海人。
  他是我在那个年代见过的最有人性、最会生活的上海人。他也是医生,他有坤士派头,但对贫苦的病人他却平和、真诚。他常说:“病人本来就够痛苦了,我们再不能给他们增加负担。”他毫无保留教我看显微镜,数红血球,教我怎样做一个好医生。他请我吃饭,在他那漆成淡蓝色,弥漫着清香,流淌着音乐,笼罩着柔光的房子里,我第一次使用刀叉,第一次使用纸巾,第一次就着洋酒吃牛排,我茅塞顿开,第一次知道生活原来可以这样过。
  还有一位上海人,我以为他是上海人传统类型的叛逆。因为他不仅具有上海人通常的认真、严谨的优势,而且尤其难得的是他有上海人罕见的勇气,鲜明的个性和激情。上海人本已修炼到从不干傻事了,可他却老是犯错误,为爱、为冒险、为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事。因此你从他身上可以感到生命的激烈涌动,感到他对爱的执着痴迷,感到他对事业的拼搏追求。
  从他们身上,你便感到大上海——一个最早与世界接轨的通商口岸的开明、大气的风范。
  几年前我曾到全国高校考察,到了上海才知什么是“产业”、“产业工人”,什么叫“管理”,什么叫“素质”。
  上海一切井然有序,每个人都恪尽职责。特别是每天清晨去赶四五点钟早班车,看看在黝黑的夜空下急急奔走的那些坚定、沉稳的面孔,你会感到整个大上海是个运动场,每个人在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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