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解决人们的恶的一面，这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东方则偏重后一部分，用德治用疏来引导人们解决社会问题。时间证明西方的发展快是快了，但导致了社会道德的下滑，因此才引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向东方学习的呼声。反之，东方如不能用西方注重名利的做法，单靠道德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将义利结合，德得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名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道德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和灵魂，没有名利就没有动力，没有灵魂就没有方向，二者缺一不可。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收学生要收费（束修），和经济挂钩，是有偿服务，所以是德有所得。因此孔子的教育模式流传二千五百年而枝繁叶茂。同为山东人的武训，堂邑县人（1838年－1896年）名誉中外，乞讨办义学，完全奉献，和经济脱钩，德无所得，难以继续，所以武训办义学只能盛兴一时，难长久。
王海打假收报酬，和经济挂钩，德有所得延至今。而好多“雷锋”打假不收报酬，最后经济难以为继而被迫中止，德无所得的“雷锋”打假难持久。
孔子和子贡的故事更能说明德有所得的必要和正确。
孔子弟子端木赐，字子贡，是中国儒商的鼻祖之一（公元前520－前456年）为孔门十哲之一，经商又有头脑，又讲诚信，达到义利双赢的最高境界。孔子喜欢他，称“始可与言诗而已矣。”但在一次义利关系上，他却受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春秋时代，鲁国有一道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到同胞为奴婢而赎回，则国家给以赔偿和奖励。这是德行和经济挂钩，按德分配的先例。这法律被执行好多年，好多鲁国奴婢因此得救回国，这是德有所得的最好实践。而子贡也做了这样的好事，救了鲁国好多奴婢，但他却拒绝鲁国的奖励，结果为道德树立了一个上德标准：“德不求得”。这样一来，赎回奴婢的行为反而没有了。因为人们赎回了奴婢，如果要了国家的奖励，和子贡比则为不义了。如果不领奖励，则大家又不愿干这赔钱的“德行”，这条法律反而因子贡之“义”而行不通了。
所以孔子批评子贡拔高了“义”的高度，反而“义”不下去了。因而主观之“义”在客观上实为“不义”，是“恶行”，因为他阻止了更多奴婢的解放。
由此可见， “德有所得”是孔子主张的原则。而中国几千年义利对立早在孔子的批评之例，德无所得是东方之德得不到落实的根本原因。
（三）、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将德分数化、等级化、名誉化、物质化、股份化。
有人说德有所得的理论很好，但德看不到摸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