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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