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近代知识分子荣辱与风骨

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形成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几十年间全凭着先生超凡的人格魅力，发动国内外许多热心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捐助。
    张伯苓有两个坚持——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不靠朝廷，不靠洋人，全靠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倾半个世纪的精力办学，而且成效斐然，可想而知是多么不容易。还有比这更值得敬重的吗？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有一个快速发展期，傅国涌著《大商人》一书的前言“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中，把近代中国企业家归纳为五种类型，即绅商型、商人型、买办型、海外华侨、知识型。范旭东、吴蕴初、穆藕初、宋裴卿、刘鸿生等杰出实业家都有很高的国内外学历，应当属于傅国涌所归纳的“知识型”，而卢作孚（1893——1952）先生，虽没有很显赫学历但自学成才，曾开馆办学并有多部著述。毫无疑问也应属于知识型实业家。 
    1937年“7·7”事变，11月10日上海失守，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各路人员、物资汇集到宜昌。这座峡口之城，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的宜昌成为抗日战场的关键，全国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临危受命，卢作孚担负起救国重担。当时的情况是，时间紧迫，离长江枯水期只剩下40天，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物资，其中以军用物资为主，还有设备、机器、文物等，可以说这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此外还有3万等待入川的人员和难民。他们通宵达旦开会，研究紧急办法。根据以往经验，对船只航行时间、货物装卸、倒运等各个环节都作出紧凑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仅有的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40天内，卢作孚亲自指挥，冒着日军炮火和轰炸，在枯水期到来之前，奇迹般地完成这次大撤退，为保存中国民族工业命脉和建设后方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而这些物资、机器到了大后方重建工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国家许多著名人物也是在这场大撤退中得以顺利转移到大后方，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在经济上，民生公司承担了很大损失。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这场被晏阳初比喻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艰苦大撤退中，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９０％都来自民生公司，而收取的运费却只相当于当时外国轮船运费的十分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承担了军用物资和民品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