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籴贵人饥，道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乱，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甚惨。《传》曰：“万物之妖，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乱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理之；纣之所乱，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岂可谓有命哉？”
昔梁惠王问尉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具，谋而守之。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阪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矣。”
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诫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弗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卅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