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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