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要任务,付出了极大代价。计有16艘船舶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运力比战前减少一半。
范旭东耗尽几十年心血,创造了“永(利)久(大)黄(海)”奇迹,结束国人被洋人耻笑为“吃土”的历史,奠定了新中国重化工业的基础;宋培卿的东亚毛线命名为“抵羊”,就是取“抵制洋货”的谐音;吴蕴初在上海的阁楼里经过不懈努力,研制成功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打出“天厨味精,完全国货”口号,就是为抵制充斥国内市场的日本货“味の素”。这个“知识型”实业家群体共同之处如傅国涌所说:“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做第一追求,而有着更高的目标”。
这个更高的奋斗目标就是“实业救国”,他们的使命感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强烈的批判精神 在浓厚的忧患意识基础上,落实到思想里,产生的是强烈的批判精神,我觉得这种批判精神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在十九世纪末洋务运动和二十世纪初美国庚赔退款的留学潮流中,大量青少年涌出国门,日本的明治维新、西方全新的民主科学观念,让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认识焕然一新,知识结构不再是单一的“子曰”、“之乎者也”,可以说,他们普遍既有雄厚的国学基础,又有崭新的现代科学知识。知识分子在繁多的学说理论中做着自己的选择,一改读书人仅把书本作为进科入仕阶梯的传统,逐渐习惯于用新的思维批判旧的观念意识。一百多年间,中国几度陷入沉重灾难,社会面临的是改组、转型、动荡、撕杀。知识分子比其他人群更多一份社会责任感和敏锐,这种批判精神顽强地表现、挣扎,并与当权者固守的主流意识不断地激烈碰撞。封建帝国几千年积累形成的以帝王思想为核心的意识根深蒂固,并不是经过一次革命、变革就会烟消云散;沉积在芸芸众生头脑里的陈腐落后观念,也不是随着城头大王旗的不断变换就能焕然一新,所以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这种批判。大清帝国末年主张改革的呼吁君主立宪,主张革命的不断策划武装暴动;五四时期批判孔孟之道,呼唤科学民主;面对异族侵略,知识分子又质疑“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大声疾呼抗日救国;新中国建立了,知识分子逐渐发现并不存在他们理想中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他们一如既往地独立思考、述说、抗争。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成了终身的“反对派”,他们反对的并不一定是当时特定的政权,而更多的是针对一些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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