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子的论述始终扣住圣人、贤士，人君、大臣来进行，这在《舜发》一文中也体现得很明显。
而是进一步将上述客观环境和个人命运的互动关系推广到客观环境和国家命运的关系上去，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将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层面，使得文章的寓意更为深广。
开始连续排比六位古圣先贤从贫贱起家的成功事迹，暗示出成功和忧患之间的内在关系，接着在大肆铺陈“大任”前的磨难中自然地得出结论，突出成功的来之不易。接着再将这一道理推广到治国，最后画龙点睛：“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托出一篇主旨。作者论证思路清晰，层层推进，最后作结，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整篇文章也是“尺幅有万里之势”，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鬼斧神工。
宋儒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也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