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事情，没有称颂帝王的，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对于教化也没有什么补益。写作《论衡》的人，歌颂君王的功德，弘扬国家的隆盛，使国家的功业流传千载，使君王的德行与日月同辉，这不是刚才提到的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够相比的。上书陈述治理国家的建议和办法，写奏记向上级推荐官吏士人，一则是为了自身，二则是为了他人。文章繁多辞句华丽，却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在文采仪表上，根据礼仪修养自己，使行为完美无缺，实际上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如果是这样，五种文化之中，著书立说的文化是最好的，因而值得尊重也就很清楚了。
孔子称颂周代说：“唐尧、虞舜时代以后，就数周武王这个时代人才最盛，周代的功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孔子是周代的文人，假如他生在汉代，也会称颂汉代的最高功德了。赵他在南越称王，背叛汉朝断绝使臣往来，不奉行汉朝的制度，坐似畚箕发挽椎髻，沉溺于夷人的风俗之中。陆贾用汉朝的功德去劝说他，用汉朝君王的威势去恐吓，使他从内心觉察醒悟，猛然起身端坐。俗儒的愚昧，有如赵他一样的糊涂；擅长写文章的人，陈述陆贾的劝说，读到文章的人，将会有猛然起身端坐，如赵他一般的醒悟过来。汉代的功德浩大灿烂，怎么会不享有卓越的名声呢？
文人卓越，是国家的祥瑞。看到宏丽的住宅就知道是户有名望的人家，看到高大的树木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旧都。国家有大文人，这是太平盛世的证明。孟子凭人的眼睛察看人，心地光明，眼睛就会明亮。所谓明亮，指的是眼睛的文彩明亮。占验国家和占验人，实际上是同一回事。国君圣明而文人会聚，人心聪敏而眼睛多彩。在烂泥中践踏有花纹的锦绸，听到看见的人没有谁不会痛心。知道践踏了文锦可惜，却不知道文人应当尊重，这就是不懂得类比了。文人写的文章，哪里只是玩弄笔墨追求华丽的外表呢？它是记载人们的行为，传播人们的名声的。善良的人希望得到记载，所以想努力去做好事；邪恶的人厌恶记载，所以就自己尽力节制恶行。这样说来，文人的笔的作用在于劝善惩恶了。
谥法之所以表彰美善，就是以此来暴露丑恶。加一个字的谥号，人们就知道劝善惩恶，听见的人，没有谁不自勉。何况尽笔墨的力量，评定善恶的真实情况，言语行动全部记载，文章以千数计算，流传在世间上，成为不可磨灭的作品，所以值得尊重。杨子云写作《法言》时，蜀郡的富商送十万钱给他，希望把自己记载到书中去。杨子云不接受，说：“富商没有仁义的品行，好比是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够胡乱记载呢？”班叔皮续写《太史公书》，记载家乡人把它作为对邪恶的惩戒。邪恶的人不符合正道，依法度加以制裁，怎么能够为他回避忌讳呢？
所以杨子云不被钱财所引诱，班叔皮不因恩情而屈从。天下唯独文人的笔是最公正的了。贤人圣人定夺思想于笔端，书写汇集而成文章，文章具备而真情显露，后人观看文章，以此知道正邪，怎么应该胡乱记载呢？足踩在地上，足迹就有好有丑；文章汇集在书札上，记载就有善有恶。所以占验足迹就可以看出足如何。读文章就可以知道情感如何。“《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没有邪恶的思想。”《论衡》的篇章在百篇左右，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反对虚假荒诞的事物和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