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即使是孔子和墨子的才智，也不能辨别。儒生像宾客，文吏像子弟。用子弟熟悉宅院作比喻来评论文吏和儒生，那么文吏在掌握文书上比儒生熟悉，而儒生比文吏生疏。像当今的地方长官，知道子弟因为在宅院里时间长熟悉情况才聪明起来，却不知道文吏是因为文书熟练才能干的；知道宾客因为刚来不了解情况，却不知道儒生是因为接触文书和法令少才拙笨的。这里糊涂不明，不会类推的缘故。
县里一个佐史的才能，能胜任郡里的掾史；郡里一个循行的才能，能胜任州里的从事。然而郡里不招用佐史，州里不起用循行，这是因为处理文书非常熟练就会按法令办事没有差错，而他们虽然道德高尚，但很少处理公文的缘故。五曹办事自有章程，公文书写自有旧例，只要勤勉练习，就能成为高明的文吏，这怎么能受到称赞呢？贤能高明的地方长官，衡量官吏是选择才智，不寻求是否熟习文书来评论其高低，因为他们看重志向，轻视文才。称赞好的官吏就说他忠心耿耿，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不是在处理公文上。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达到了解，礼节可以经过练习做到完善，忠贞的节操和公正的操行不是容易树立的。文吏和儒生都有志向，然而儒生追求忠贞善良，而文吏追求能办好事情。如果有忠良的表现，即使办事生疏、笨拙，对他们高尚的志向没有什么损害。
评论的人认为儒生不会公文，把他们排在一下等。由于法令和比例是文吏断案的依据。文吏处理事情，一定要请教精通法令的人。天子的事务，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因此肯定要以能否精通法令，善于按法令办事来衡量人的才能的高低，这样精通法令的人应该最受重视。有人说：“确实是这样。法令是汉朝的经典，文吏的议论取决于它。事情以法令来判定，确实是很明白的。”我说：五经是汉朝所立，儒生完美的政治主张和大道理，都出自五经当中。董仲舒阐术《春秋》的道理，跟今天的法律是符合的，没有什么违反和不同。然而《春秋》，汉朝的经典之一，是孔子写的，留传到汉代。评论的人只尊重精通法令的人，不抬高《春秋》，这是愚昧不明的表现。《春秋》和五经，道理是互相贯穿的，既然赞赏《春秋》，又不推崇五经，这是不懂类推的道理。五经就是阐述原则的。具体事情不如原则重要，原则被执行了，事情就办成了，没有原则，事情就办不成。然而儒生学的东西，正是原则；文吏学的东西，是处理具体事情。假使才能相同，应当以学习原则的儒生为高，如比对于文吏，就像用水洗污泥，用火烧去腥味一样，水与火，是原则，运用它的人，是处理具体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