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著述。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