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力排众议,他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和全体上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图。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
  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恢复到老祖宗的体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规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主义”前仆后继,哪个主义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田”?更不要说吹牛、粉饰、搭花架子哄上级玩的勾当了。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12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模范们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这才是国之大幸啊!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今未有;治国之才,古今未有!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否!
  他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为什么呢?时也,势也,千载难逢的机运也。
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一苇可渡、举手之劳。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在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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